Category: 书评

我有很长时间没有为一本书、一个故事写过任何东西，包袱越来越重，阅读的资料越多，自发表达的勇气渐少了。可是读《九故事》（作家：J. D. 塞林格）第三遍时，决意描下它，从最后一篇《特迪》开始。这在我眼里是一支妙洁的独舞。 我会引用大量原文，毕竟塞林格是无法概括的。 故事开端于床上的父母争吵和特迪站在皮包上看出舷窗。争吵完全是无意义的，父亲勒令特迪从皮包上下来，母亲执着地唱反调。而特迪说： 母亲没有听他说话，她不想他妹妹布波光着身子在毒太阳下乱走。 “她遮得好好的。我让她穿上她的牛仔服了，”特迪说。“它们有一些开始往下沉了。再过几分钟，它们只能在我的脑海里浮动了。这太有意思了，因为，如果你从一个特定角度看的话，那正是它们最初开始浮动的地方。如果我压根儿没有站在这里，或者是某个人走过来不知怎么把我的脑袋砍了下来，正当我在——” 这个十岁的孩子思索着橘皮的存在与自己的联系。这显然不是父母对他的期望。父亲威胁他从妹妹那里取回照相机，“不然的话，就会有个小天才列入失踪者的名单了”，母亲催促他带回妹妹。 “告诉布波我要她回来，”麦卡德尔太太说。“还有，过来亲妈一下。”  系完鞋带后，特迪草草地在妈妈脸颊上啄了一下。母亲也把左手从床单下伸出来，像是想搂住特迪的腰，不过还没等她做完动作，特迪已经跑开了。他绕到床的另一边，走进两张床之间的空处。他弯下腰，再站起来时，左手胳膊下已夹着他父亲的枕头，右手拿着原该放在床头柜上的那只烟灰缸。他把烟灰缸换到左手里，走到床头柜前，用他右手下侧将父亲的烟头、烟灰都扫进烟灰缸。接着，在把烟灰缸放回原处之前，他用小臂的下册把玻璃面上那层薄膜状的细烟灰擦干净。他又在泡泡纱短裤上蹭了蹭他小臂。这以后，他才把烟灰缸放在玻璃柜面上，动作非常轻，仿佛他相信一只烟灰缸要放就应该放在床头柜的正中央，要不就干脆别放。父亲一直看着他，这时突然不看了。“你要这枕头吗？”特迪问父亲。  “我要的是那架照相机，小子”  “你那么躺着不会很舒服的。不可能的，”特迪说。“我把枕头留在这儿了。”他把枕头放在床脚上父亲踢不到的地方。他往舷室外跑去。 这是特迪的开场舞，是我反复品味的段落。我们看见，他在寸许之地往外望，他在父母的围攻下往舷窗外望。麦卡德尔太太索要她指望的幼兽的依恋，麦卡德尔先生关心自己的皮包和相机，他们的思考和行动仅仅与“我想要”相关，这一本能不对自己提出任何存在性的问题，因此他们听不到特迪正在表达的存在性问题，他们的头脑和心灵就是寸许之地。 于是特迪仅仅啄了妈妈的脸颊，避开她的拥抱。然而对于格格不入的一切，他并不无动于衷，并不出于自卫，割裂自我与别人的生活。他完全接受自己与他们共处一室（世）、接受这一亲子关系，因此他顺从部分规则，适当地满足人们的要求。同时，他用一系列自发、优雅的动作，关照他人并伸张自己所是：他为姿势别扭的父亲带来枕头、拿起烟灰缸、把烟灰和烟头扫进烟灰缸、擦净烟灰、放好烟灰缸、留下枕头。一串有条有理的动作，多么从容的风度，在短暂的妥协后，他按自己的标准整顿了秩序，照料而非管理（如同父母对他）他人的生活，父亲的舒适对他来说不是无关紧要的。 特迪明确地知道，自己不符合父母对十岁儿子的期望。这一点没有影响他为自己思考和行动，最重要的是，没有让他变得冷漠：他能够从自己为他人思考和行动。 特迪在门口停留了片刻，若有所思地试着门把，朝左转转又朝右拧拧。“我走出这扇门后，我会只存活在我所有熟人的心里，” 他说。“我会成为一片橘子皮。” 他从沉入水中的橘皮身上看见自己的存在，存在就是自己瞬息印象里的橘皮，自己正是他人瞬息印象里的橘皮，他会沉入水中，痕迹将在他人心里。当时看来，这不过是无所事事的普通玄想。 特迪去找妹妹布波，在路上询问填字游戏的开始时间。布波在甲板上摞两堆圆盘，一个更小的孩子迈伦眼巴巴地看着。特迪赞赏了妹妹的作品。 布波展现出了人的无数可能性中最天真的残忍。对迈伦战死的父亲，她炫耀自己懂得“孤儿”一词。她教迈伦在糖浆里放毒药，杀死他的爸爸妈妈，然后他会成为一个孤儿。在塞林格笔下，战争对人造成的无数伤害中，最为伤人却是这个：孩子对战争的无知向往。在《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中，士兵X被战争折磨得发狂，他的战友无缘无故对一只小猫开枪，让他发狂。战争虽然结束，给他带来的伤害仍未结束，他哥哥在信中写：“请给孩子们带些刺刀和卍字章……” 特迪说：“他不是的。你不是的，迈伦。” 他并不认识这个小孩子。再一次，他知道人的残忍，哪怕是孩子气的傻瓜指控。他没有教训布波，只是平静地抚平她造成的伤害。就像刚才对父母那样，他对于倾听和回应的方式、待人的方式，一言蔽之，对于生存的方式和世界的应有形态，有自己的信念，他会贯彻这一信念。 特迪要求妹妹把照相机还给父亲，然后兄妹俩在泳池碰头，准备上游泳课。 “我恨你！我恨这大海上的每一个人！”布波对着他的后背喊道。 正如父亲说：“我要的是那架照相机，小子”；母亲说：“过来亲妈妈一下”；妹妹说：“我恨你！”他们无法倾听另一个人的存在，他们的言行只是自我的空洞回声。特迪穿行其间，一只乘风的鹤。 他来到另一片露天甲板，按照自己的习惯开始写日记。他先浏览前一天的日记： 1952年10月27日 日记 西奥多・麦卡德尔的财产 A区甲板412室 拾得者倘将本物迅速交还西奥多・麦卡德尔本人，将得到适当与略成心意的酬谢。】 所有权、地址说明、承诺酬谢，神清气爽。 【看看能不能找到爸爸的那些部队狗牌，一有时间就把它们戴上。这对我自己毫无害处而且会使他高兴的。 …… 要给沃卡瓦拉医生写封安慰的信问问他的肾炎好点没有。得跟妈妈要他的新住址。  明天去还书时要在图书室里查查这些词的意义和感情色彩—— 肾炎 无穷大 礼品马（*gift horse，价值\意义成问题的礼品。） 促狭 三头政治 对图书管理员态度要好一些。他装腔作势时就跟他讨论些一般性的问题。  学习词语（不仅有意义——注意——还有感情色彩）和关照他人的过程。 他开始写今天的日记： 1952年10月28日 日记 拾得者可用1952年10月26、27日所写同一地址并获同样酬谢。 今天早晨做过默想后给下面这些人写了信。 沃卡瓦拉医生 曼德尔教授皮特教授 小伯吉斯-黑克 罗伯塔·黑克桑福德·黑克格雷厄姆先生 沃尔顿教授 我本来可以问母亲我爸的那些狗牌子放在哪儿，不过她也许会叫我不要挂的。我知道爸爸带着这些牌子的因为我见到他把它们打进行李了。 在我看来生命正是一种礼品马。…

*发表于《新京报书评周刊》，2025年4月20日 简介：1976年莫斯科，演播厅里满满当当坐了几百人，安静地等待着。台上放着麦克风和一架钢琴，镜头扫视过观众席里的男男女女，他们衣着鲜艳，年纪和职业各异，其中可能有语文老师，也可能有铁路工人，他们把参加诗人的朗诵会当作最普通的饭后节目，而穿着军装、戴满勋章的人们，很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抗击纳粹而获得军功。或许，在铁幕另一边的西方世界，这样规模的观众在期待摇滚、爵士乐和迪斯科的震荡，可在这里，苏联人在静默中等待着诗人，贝拉·阿赫玛杜琳娜，这个在苏联解体三十余年后，在中文世界仍然陌生的俄语名。 很快，一个朴素的女人走上舞台，用清晰而旋律化的声音背诵自己的诗歌，关于友情和孤独，关于创作的焦虑和与文学前辈的对话，关于音乐的馈赠，关于日常生活最普通的幸福，和瞬间中倏忽闪现的永恒。镜头缓缓扫过观众专注、微笑、沉思的面孔。 《玫瑰的行为：阿赫玛杜琳娜诗选》面世，介绍的不仅仅是一个俄语诗人，还有她的观众、她的时代。诗人的视野照亮的六十和七十年代苏联文化生活，是国内俄语文学书架上缺位已久的拼图。赫鲁晓夫解冻时期后开放的文化氛围，让思想的土壤终于松动，新的抒情语言从中发芽。高压的斯大林时期和动荡的战乱，让人们原先对苏联社会的期待得到考验和沉淀，对文艺的热情在趋向稳定的市民生活中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内省、独立的诗歌语言，得到了响亮的声音和热忱的观众。 那么，阿赫玛杜琳娜是谁，在浩瀚的俄语文学界，为什么偏偏阅读她？我们已经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十九世纪的经典作家翻烂，我们反复阅读不同译者翻译的、超新星一般璀璨的白银时代，熟悉茨维塔耶娃短促而剧烈的抒情、阿赫玛托娃在个人和时代间游走的崇高语调，熟悉曼德尔施塔姆的诡谲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清新……在这些独特的星体间，怎样的文学星辰才能引人注意？ 阿赫玛杜琳娜对诗性自我的言说，离不开她实际的和虚拟的对话者：她的生活，她的好友和爱人，还有上述每一位无法忽视的俄国诗人。最后，她离不开终极的对话者：她自己。在这一系列对话中，阿赫玛杜琳娜锻造出独一无二的声音。 全文阅读请移步《新京报书评周刊》

理解她（作家：陈雪）在这本书要探讨的“疾病”与“爱欲”的关联何在，不是作为两个主题相关联，而是作为她的实在体验汇为漩涡，两者在漩涡中彼此阐释和沟通。 在书的末尾她发现自己缠绵于自身幻想与病痛而不曾真正理解爱人，是否因为理解之后爱情将不复存在？我觉得并不是，原因或许没有那么复杂，或许仅仅因为真正朝向他人永远是自耗的，一种沉醉的爱情可能带来动力，可是理解和辨明是自耗的，出于自我保存的本能，我们更容易选择沉醉而不是选择辨明。 书中的“我”饱受自体免疫疾病的折磨，最后她惊忆别人对她的评论：“你太保护自己使你脆弱。”于是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与她在感情中的激烈波折形成对应，她不是作为作家论辩这种对应，而是作为病人和爱者，体感互通。她写到和梦想中的爱人终于相会，租下一栋二十年老房同租，却矛盾不断，互生怨怼，此时房子管道老化漏水充满臭气，她说正像这段尘封多年的感情开封即碎，幻想中的他者美轮美奂，而现实中的共生是彼此侵占的，她们和我们懂得处理这种侵占吗？ 和阿霞睡前讨论着，许多严肃的经典的文学并不那么懂得关系，站得太高了，只会描画设想，哪怕是凄美淋漓的设想，也是画卷。张定浩在评论《斯通纳》时说道，斯通纳从文学中看到了光，看到了爱，然而他仅仅掌握了爱的语法，并未开口言说。我从各种书里面感受过不同的爱的语言，其中许多是爱的语法，其中许多是永远不会使用也没人会听懂的语言，问题不在于找到能听懂的人，问题在于语言，尤其是爱的语言，根本上是爱的语言，必须朝向具体的对方当时当地当身发生，而那些精美的语言，就让它们失传吧，因为真正的爱的话语会不断产生。 在陈雪在结尾的辨明中。她醒悟正如狂风骤雨，而后不顾疾病飞跑到对方迁居后的新家，但是见到恋人瞬间，满腹自白忏悔消失无踪，她给她带来了午饭。没有更多自辨了，因为我要我的存在行为身体朝向你诉说，从今以后，她说我会常常来看你。 不知为何在所有我能想起能引用的关于爱情的书中，我想起的却是胡波的《远处的拉莫》，主人公在资源极度贫乏人性完全泯灭的世界中寻找净土拉莫，他经过一具干尸，他遇见一个沉默的幸存者，全副武装的幸存者说我从不遇见一个人两次，只有一个例外。幸存者放走了主人公，拿出一截指骨，说你到了拉莫帮我把这截指骨埋在地里。主人公想起那具干尸，他想这死人就是那个例外，这指骨就来自这个死人，他们会不会曾经是恋人，但是只有一个活了下来。主人公说谢谢你我永远感激你，你救了我的命，幸存者笑了，主人公转过身来已看见镰刀穿透自己胸口。不为别的只为讽刺，只为讽刺你的这种天真，哪怕是爱人也得死，因为在根本的贫乏中，我们彼此相食，我们会吃掉爱人，何况爱人那么近，那么容易获得。 多可怕，但是假装不看见这种贫乏和相食的困境，就能维持爱的幻想吗？我想到胡波没有任何幻想，我想做好准备面对贫乏，从可能相食的困境中哪怕能让出一点点，哪怕分出一寸，那也是有血色的爱，那也是比爱的语法更蓬勃的爱。

读完后歇了会，翻回几个重要的地方琢磨和确认，真是为莱姆精心编织的反讽之网惊叹。 在全书结尾见到昆塔人的主人公，是由两位医生随机选择复活的死难者之一，他的复活本身就是伪装在科学与理性外表下的随机选择，是技术无可解决的伦理挑战对人类的戏弄，是赫尔墨斯计划让他获得全新的名字\身份：“特恩普”，俄尔甫斯与欧律狄克初遇的山谷。赫尔墨斯计划的内容，正是由导弹“俄尔甫斯”引振黑洞“哈得斯”，让飞船“欧律狄克”能穿越时空（通俗说法）在昆塔星人刚好能建立沟通的发展阶段抵达附近。显然，这种取名暗含穿越冥界、起死回生的意涵，一层是计划尾声“欧律狄克”船员决心\自以为将通过攻击昆塔星来拯救它，二层是起死回生的“特恩普”将接触昆塔人视为重生的意义：“虽然没有过去，他却仍拥有未来——值得活下去的未来”。然而，有船员戏称这艘船应该叫做“阿尔戈”，希腊神话里夺取金羊毛的船也许更加符合计划的实质：所谓和平接触，正是“金羊毛”本身，昆塔人拒绝接触本身就是沟通中意志的表现，而一心夺取“金羊毛”\获得异星接触的人类，将拒绝视为敌意而非回答，因为他们有力量优势迫使异星“被”接触。 “特恩普”在第一个生命里名叫帕韦斯，由于孤身驾驶步行机进入一片不稳定的地表，遭遇突发间歇泉而死，那片大地被称为“伯纳姆林”——《麦克白》里注定主人公失败命运的移动森林。在“欧律狄克”接近黑洞、特恩普被选定为着陆机“赫尔墨斯”副驾驶时，他感到“他仍是那位只身踏入伯纳姆林的人”，似乎这个不稳定的、突发灾难的伯纳姆林，正像引诱麦克白篡夺王位又遭颠覆的虚假许诺一样，暗示了意图伟大乃至纯洁的赫尔墨斯计划的残忍结局。神父阿尔戈是整部小说里有力的论辩因素，当他说也许异星有邪恶，他说的并不是应当在异星传导福音，绝非看似报喜信使、实则毁灭前兆的“加百列”，恰恰相反，他说的是人类在异星能看到的只会是邪恶，因为那远超人类自身的范畴，而对自身之外的文明作出裁决是不公正且不可能的。当人类把昆塔星看做地狱、把计划看做穿越冥界的旅途、把特恩普看做涉足地狱的使者时，其实是他们理性的决断一步步把昆塔星变为地狱。 特恩普第一次听到自己的重任时，“开错了房门，看到镜中的脸，他呢喃着：‘你将会见到昆塔人。’”自己的镜像，是在伯纳姆林里引诱帕韦斯误入歧途的自我蜃景（他误作自己的搜救对象），是人类寻求异星接触时无法摆脱的自我沉溺（甚至广播人形卡通片以期打动形态截然不同的异星民众！），最终——也是寓言那对探险兄弟贪婪冒进洞穴身处、一见即毙的幻象。在全书的结尾，特恩普急于认识昆塔人而没有定时发送信号，赫尔墨斯号开始毁灭昆塔星，至此他才发现自己当作“挂满渔网的桅杆”的类建筑物，正是苦苦搜寻的异星生物：“高松的蛛网和天线纷纷断裂、燃烧，朝他倒下时，他意识到，自己见到了昆塔人。”至此，“特恩普”这一复活使者，以及他所在的人类和平接触计划，正当性完全抽空，他见到昆塔人之时，就是昆塔人灭亡之时。 在莱姆安排的两个“书中书”里，第一个故事中一对寻宝的兄弟在山岩反射里看到了另一侧的印第安人面孔，惊吓而死，第二个故事中好奇心旺盛的教授毁灭蚁穴带回一块蚊虫为之狂热的圆石，向客人炫示，打开宝箱却是空空如也。两个故事就是全书的寓言，虽然强势地位的人类探险队并未毁灭，他们构建的意义已经毁灭，他们可笑的正义性和求知之旅的意义不复存在。使者特恩普最终也没有理解出发前日本人中村的劝告：“我建议谦卑，意思是，做好接受一切的准备，我指的是任何事，你会看见也许和你以为的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然而人类要见到昆塔人，绝不考虑昆塔人不想被看见。与人类所以为的“完全不一样”的，除了昆塔人的形态，还有这场求知之旅的空洞结局，他们掏空了一个种族来获取自己要求的形象，即：整个和平接触计划的宏伟叙事。一连串希腊名字已经昭示了他们自以为是的认知，而昆塔人的毁灭彻底戳破了这个星际神话。 我要搬出莱姆创造的无数奇观中最强烈的奇观，最具讽刺意味的演出：那是特恩普终于踏足昆塔星，走入昆塔人仿造的、犹如浮尸般膨胀变形的“赫尔墨斯号”当中，他看到一簇流光溢彩的水晶花，有翠绿色字母浮现： “这是欢迎” “我们正在满足你们的愿望” “欢迎完毕” 接着，一切都碎了，化为细细尘埃。 首发于豆瓣: bluinky

*登载于《上海文化（新批评）》2022年第五期 在《迷路员》的奇特故事里，时不时有个同事穿梭其间，好像电影里恰好挡住关键线索的半个肩膀。当《烟花的孩子》主人公偶遇小时候一起看过烟花的女同学，他看到在大巴车上曾对自己滔滔不绝的同事“肥腿佬”悄悄靠近，于是赶快和她拐入一条清静的山路。就是在这条山路上，他们谈起了过去在烟花的废墟间捡到的“外星人的东西”，以及女同学告诉女儿那是生出了她的“烟花之卵”。起初他仅仅觉得女人的思路难以捉摸，直到听说小女孩见到烟花流了眼泪，他才意识到，他们都并不相信的某个东西，是可以充当奇迹的。这个发现让他的视线持续留在女同学身上，可是忽然——“倒霉，又是肥腿佬！”那个讨厌的同事再次出现，阻断了回程大巴上他投去的眼光。主人公终于没有逃过同事那双“朝四面膨胀”的肥腿，在他的反省里，要在生活令人扫兴的膨胀中掺入奇迹般的真正纽带，需要利用好烟花投放的道具，而他错失了时机，只得和此刻占据了他的生活——他的座位——的肥腿同事挤在一起，从缝隙间看看那个平凡发福、竟与烟花育有一女的同学。 同事是秩序的一部分，同事就像稳固的锁链上与主人公相邻的一环，把他拴在秩序之中。如果脱离了同事，就有被抛入未知世界之虞。《皮肤病患者》里面那个患上圆形皮炎的员工被派去出差，和一个碌碌无为的老同事同乘火车。中途他要下车转转，老同事警示他“最好不要去吧”，可他还是下了车。在林景山风中，他的日常视野产生变形，“他跟着风转头一看，火车在这幅景色中，什么都算不上，顶多是条金属小虫子”，小虫子叫了一声，爬走了。他没有听同事的话，正常秩序的尺寸就发生了变化，小得像虫子，并且抛下了他，在这种惩罚里他依稀能看到同事责备的目光，以及这种目光里自己自作自受的形象。那阵致使他掉落秩序外的风，也带走了附在他手上的皮炎，像带走一片种子，于是他对自己的处境产生了与同事截然相反的视角：“同事从来老实地出差，从不误车，从无奇遇，这次遇上了新同伴，但新同伴半路出花样离开了，最终仍是其一人继续那不变但旅程。难道只有自己一个人必须这样吗？——要是想到这点，同事心里肯定不畅快，这是一种陷在陈旧生活中的人的沮丧。”主人公自己不仅短暂脱离了陈旧的生活，还脱离了同事的立场，一开始有资格责备他的老员工，在想象里变得沮丧可怜，不仅不能像自己一样尝到奇遇的自由与乐趣，还失去了自己的陪伴，这长久以来唯一的变量。把同一条线路坐了无数趟、对每一站都了如指掌的年长同事，成了主人公的对照组，是标记着他与日常秩序的客观距离与心理距离的记号。 圆形皮炎患者获得的自由，并不是他选择的，他只是“作为杂役被大自然利用”，就像公派出差顺便旅游的员工，成为另一种势力的员工自然就脱离了前任雇主。这和书名“迷路员”同理，“迷路”似乎是一种脱轨，暗示着开启陌生而无法掌控的旅程，然而“员”的身份又指明，这不过是另一份工作，一切超出常轨的事都被纳入常轨，连迷路也是一种遣派。沈大成的主人公哪怕经历意外，似乎也只是意外的雇员，只是完成意外交给他们的新任务，并不是主动召唤什么意外的。“知道宇宙奥义的人”并没有主动求索宇宙的奥义，他在天象剧场里昏昏欲睡，甚至没有女朋友听得认真，与其说是“知道”宇宙奥义，不如说是“获知”宇宙奥义。奥义强大的力量瞬间就解除了他对原本生活的所有牵挂，他甚至不需要费力斟酌取舍，虽然在故事的结尾他上路找寻翻译奥义的方法，这仿佛也只是他对另一个掉在身上的职务负责任的表现，奇遇和生活一样，都不出于他的意志。这些主人公辗转效力于不同的势力，“自己既被大自然控制，也被人类社会约束，不能说自己是做什么的，而要说自己被它们要求做了什么。”皮肤病患者给大自然送了一次快递后，所得的仅仅是这个认识，至于造成皮炎的种子随风播撒后，会长出什么植物，他并不知道，也并不负责。 有时候拉扯主人公的两种势力，可能会奇妙地互相渗透，织为一体。在《花园单位》里，“花园”和“单位”两种力量和谐地组合在一处，花园散步是一种没有秩序、随心所欲的活动，同时也起到调节员工身心健康的作用，有利于单位的正常运作，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就像自然界里共生互利的两种生物。散步给人选择路线和独处的自由，所以在主人公打听到的前员工的故事中，花园成了那位老好人痴迷徘徊的所在，无论在单位还是家里他都有求必应，唯有花园里错综复杂的路线能供他选择和逃遁。最终前任彻底出逃，遁入花园的神秘中，由那些野猫向新员工指出他缠裹在大树中的身影。然而，投身花园的力量仍不是自由或自主的许诺，即便他永远离开了日常生活，他还在嘟囔着不再需要做的那些工作，“……无趣使其谈不出别的内容，每到夜晚发出的呓语，都是关于工作。”主人公清楚地认识到，前任踏上另一条道路的企图失败了，逃向另一种力量也不能解放自我，毕竟那个自我尚未具有清晰的方向，哪怕从现有的束缚中解放也不知要去向何方，只好继续被另一种力量掌控，重复陈旧的回忆。“你要去哪里？这是旧上司的问题。……要去哪里呢？他承认，虽然是在不停地走，却真的回答不出来。”正因如此，面对野猫群向主人公揭露的可怕真相，他退却了：知道真相后要选择什么方向，他也想不出来。知道真相不也是一种自由吗？可是要拿这种自由怎么办？如果对下一步没有把握时就得到了自由，下场必然是悲惨的，有了前车之鉴，他决不敢贸然尝试。主人公不敢看被困的前任，节制自己散步的时间，他明白，最好是在两个势力之间保有安全的、有限的、精巧的自由，它比起宽广得叫人害怕的那种自由、选择后必须承担风险的那种处境，要轻松得多。他把自己的自由精确控制在选择散步路线的范围内：“……视情况、凭心情，做局部调整，一天天下来，没有两天的路线是完全重合的。”在同一个职位、同一个环境里，享有一点选择的余裕，而不招致“引起注意”之灾，这就足够了。 在《烟花的孩子》和《皮肤病患者》里面，同事被作者支开，才给奇遇创造了条件；在《花园单位》里，同事投身奇遇后消失，警示了主人公，最好不要奇遇。《大学第一个暑假》的主角才刚上大学，还没踏入工作，也并没有多一分勇于尝试的精神，作者为他和神秘移动部落的唯一传人“酋长”创造了泳池边魔法般的独处场景，让复兴神奇文明的大任落在他肩上，可是由于“这在我的人生规划之外。我还没有人生规划……”他没有踏上这场奇遇。当人物放弃参与怪事，他们就马上落到那些老成而无趣的人之中，这预示了选择的后果，在这个故事里，他随即遇上同学的父亲，一个“看我们好像我们是他儿子的小兵”的中年男人。紧接着那句老生常谈的开场“你以后就会知道的”，猝不及防的洞见袭来：“后面都是很普通的事、很普通的人，可你们怪不了别人，你们自己会变得最最普通。你跟我儿子会碰到好事、坏事，你们才第一次碰到，但它们都在别人身上发生过了，都是普通事情，是复制品，等到你厌烦了，它们还在发生。真正的怪事就一件没有了。”这让我们和主人公都讶异了，这个男人似乎并不像我们一开始看到的那样庸俗，但转念一想，这种自知之明的智慧与庸俗不正是互相长成的吗？男人清楚，包括自己和主人公在内的大部分人，都不具有投身奇特之事的勇气与创造力，他相比主人公多出的那些阅历，只让他比年轻人更清晰地认识自身的庸常。如果说一开始人们是懵懵懂懂地错过怪事，他们在成长中渐渐有意识地成为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超过的那种人：同学的父亲成为估算别人价值的人，《花园单位》的主人公成为适当散步的人。他们不是不明不白地沦为普通人，而是以透彻的认识“成为”普通人，因为普通人，本就是一种成就。别忘了，《花园单位》里那位迷失的前任，在工作和家庭里都无可指摘，他又何尝不是拼尽全力才成为一个如此标准的普通人呢？拒绝去看野猫揭示的真相，拒绝稀里糊涂成为文明的传承者，拒绝在几分钟的火车停靠时间下车，人们就这样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地，朝“普通人”的长远目标迈进。终有一天，他们可以成为老资历的普通人，向刚刚错过奇遇、刚刚踏上普通之路的年轻人，传递普通人的过来之见。 说到底，总有人会把我们固定在更大的秩序和框架里，《沉默之石》里那个声称参与历史是徒劳的古人，认为自己看到了历史的架构：“他清澈的眼睛看着一处风景，好像历史一览无余地在那里。”他旁观历史的态度，是一种“启迪”，用更大秩序的代言人的身份，使他同伴噤声，也在他们灭亡多年以后，使参观他们的观众噤声。徒劳者固执的徒劳，让他被原本是同伴的敌人所杀，他所说的历史的残酷便应验了，他用生命提醒所有人那个无法逃脱的秩序，换个说法，他用生命证明那个秩序是无法逃脱的。这种行为的戏剧性和力量，在整篇故事的结构中搭建。第一层在博物馆的馆员之间：“询问于是静悄悄地往博物馆的整层楼传达出去，过了一阵，消息逆向传回来了”，传话询问的动态彰显了徒劳者让人噤声的力量如何在博物馆的空间内层层回荡；第二层在讲解员的叙事中，只有徒劳者的反应，乃至心理活动，是具体的：“他似乎被溪水夺去了注意力，溪水一如既往地在身边欢悦流淌，水中却夹杂破碎的兽皮、断裂的箭羽……”此刻所有听众都理解了他的徒劳，他成为“历史明星”是叙事的作用——我们能够在具体中共情他的徒劳感。“镜头移动”和“镜头特写”，把徒劳者旁观历史的抉择诗意化了，于是最后一段人称突转近乎逼视的压迫感，让人措手不及：“当然代价是你不能动，你是清洁的，并被修补过，被固定住，被命名，被封在一个玻璃柜子里，被照亮。……你们不能随意拨开同时代的人向对方走过去，再交谈一次。”徒劳者不再能与同伴对话，与生前的情形不同了，然而真的不同吗？对于徒劳者来说，既然各人在历史中的位置固定而无效，此刻与死后又有何区别？此刻并不能改变历史对我们各人的命名，哪怕我尚能向你走过去。结尾的匿名诘问，充当徒劳者同伴压在徒劳者肩上的那把剑：这把剑的逼迫感，不如历史的既定性真实吗？在你面前的我的声音，也不如历史的既定性真实吗？会不会“你”就是这个徒劳者？读者旁观和评判徒劳者的安全感骤然被抽去，那把剑放到了读者肩上，彻底让我们重新审视前两层结构为徒劳者打下的聚光灯。 作者替徒劳者“你”说“是的”，是否具有什么反讽意味，我们无法确定。确知的是，徒劳者就算被放在玻璃柜里，若意识尚存，也会坚持让大家一动不动待在他相信的历史安排内，哪怕他已经没有行动自由可以放弃了。徒劳者没有料想到战争的突然较真，决定尊重和顺从这不可抗拒的力量，将其视为不可改动的秩序，可是那个莫名其妙开始认真作战的人，也是秩序所安排的吗？那恰恰有可能是固有秩序之外的偶然因素。徒劳者所说的历史秩序首先存在于他对所发生之事的理解（或者感知）之中，并且他选择用自己的忠实来使它成真。馆员说，现在的人类是古代人的缩小版，也就是说，我们被稀释了。徒劳者对他设想的秩序的那种忠实，到现代就变成了雇佣条约，条约内容也远没有这么血腥刺激，不抵抗战争也不抵抗暴力什么的，如今的主人公通过睡觉来参与伟大征程，或者给星际大战看仓库。在《经济型越冬计划》的宣传里，冬眠者被塑造成在冷冻仓里前往未来的宇航员：你什么都不做才能建下伟业！“人类社会不可能总是向上发展，需要有人勇于穿越低落时期，那或许是另一条伟大征程，津贴基本上就是为此支付的。”普通人在寻找普通生活中的伟大征程，在这样的宣传中，他们也找到了，赋予了一动不动的位置以极高的意义。但这样万能的叙事，没法完美服帖，且不说越冬计划里那个满口阴谋论的病人指出了计划的种种疑点，当星战值班员站在他工作的仓库里，“一目了然，对于无人搬运车、机械臂、货箱、升降机、货架来说，自己是个外人，它们成一套系统，通过仓储程序相联系，他无法插手。他看仓库真的就是看仓库而已。”他被一望无际的大库房、被他想要赋予意义的工作秩序排除在外，哪怕他再怎么想象自己在岗位上起到了作用，也跟他无聊时看的星战电影里的英雄气概天差地别。当紧要时刻真的来临，他按照指示打开了紧急阀，他鼓舞着自己，同时“成分复杂的眼泪便流到他脸上”。他感动吗？实现了自己的使命。他慌张吗？不确定自己是否想要卷入。这是不是他想要的位置？如果说徒劳者顺应他相信的历史秩序，具有某种高尚感，至少具有决心带来的价值，那越冬计划的参与者或这个星战值班员，似乎只有进入雇佣关系的……“决心”，如果程度有那么强烈的话。 《迷路员》是一本关于迷路和奇遇的书，它写出的却不尽然是奇遇和人的关系，而是牵制人面对奇遇之态度的秩序，以及这种秩序与人的关系。每个人物都那么小，至少他们相信自己很小，小到不在一种秩序中就会失落自己的位置，但是身在秩序中，他们又对这个位置不完全满意，至少时不时有些厌烦，若偶尔冒险探个头出去看看，总有一个类似于同事的角色，哪怕并不是同事，来提醒你回到自己的位置。你们共事的地点，不是公司，而是当下的日常生活；你们效力的不是利益，而是公认秩序的稳定。你们互相监督着彼此，打消对方远走高飞的念头，和牵制你们的秩序一起，把对方牵制在秩序中。如果一件怪事不巧真的砸到头上了呢？你们做得最多的，或者说你们力所能及的，就是感到“轻轻地被伤害”，就像《葬礼》里的儿子看到妈妈的机械肢和多重性别的办事员。既然仍旧会被吸引，既然最终多半要回到秩序中，既然除了秩序就不知道走向哪里，那么让秩序外的事物，轻轻地伤害我们吧。说不定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在某一天回答出“你要去哪里”这个问题。

*登载于《上海文化（新批评）》2021年第六期 我是随手拿起《抚顺故事集》（作者：赵松）的，其实那时我已经疲于阅读任何东西了。但是这些故事里有一个声音，仿佛作者和我此前就在谈论着什么，经过一段短暂的沉默，他用已经让我熟悉的音调，谈起了另外的人和事。 起先让我有些吃惊的是对人物清晰的议论（“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义，当然也没有要引申出无辜感的意思”），类似的议论在其他人物的篇目中也出现了，但实际上，叙述没有围绕它展开，也并不立足于旁观者的位置。与其说它是议论，不如说是隔着一段距离的注视和喟叹，其实“我”对于这些人，总归是有点困惑的。每个以人物为名的短篇，都是对记忆中某人形象的探秘，看似从对方与“我”的交叉点出发，追溯过往和追问未来，可往往在许多事水落石出之后，当叙述者的印象和幻想在死亡、分别、遗忘中受到一种澄清，对象的形象仍没有圆满和清晰，有时是“我”无力认识对方，有时，是对方自己在一生中迷失了。毕生的个性、抱负、情感，往往难以实现或留下遗憾，甚至那是一种本人都无法破解的渴望，在这种情况下，此人的面目终其一生都没有哪怕被自己所揭示。 与被记叙的对象一样，记叙的“我”站在流荡不定的表面。他的声音常常在感受、记忆和特定的语句中波动起来，充满“光怪陆离的色彩之雾和波浪”，被叙述者和叙述者“我”的面孔都在时间之雾中融解，从而重组： “作为描述者，或回忆者，我从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另外一个我。我还不能说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自己，所谓的我也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露在了海面上，可我看不到下面的那些……它们支撑着我的漂浮，而对于它们，更多的还是想象与猜测，自己并不能成为自己的阅读者……” 与一些略显遥远和模糊的前辈亲人不同，某些人物和“我”互相造成的波动更为强烈，因而这些篇目更直露地触及对“我”至关重要的问题：关于幻想和创作，关于它们在生活中的位置。《路超》是一个开端和支点，在“我”深陷内心世界的时候指出幻想与现实的通路，指引“我”掌握在后者生存的方法。路超清明地说，需要“去掉错觉”，他对于叙述者感知方式不失严厉的判断，让“我”羞愧地认同，这判断所包含的注目和扶持，无疑是让叙述者温暖的，于是在可能由“我”想象出来的场景里，“他有些严肃地提醒弟弟不要把饭粒弄到桌子上”，当他默默地听着“我”零碎的描述，平和的氛围笼罩了两人。路超带来的是连通两个世界的明亮过道，而不是对两个世界的权衡取舍，因此“我”离开塌缩的密闭自我时，仍保留了充满感知的想象世界，对路超反向的注视就是一个证明。路超的形象，往往是“我”以一种仰慕的、羞涩的视角偷瞥到的，持续、私密，那么随意，却总是完美：“他笑了一下，洁白的牙齿稍纵即逝”“我会在歌声里轻易地慢慢辨别出自己的声音……毫无疑问，还有路超的，以及他那认真歌唱中的脸庞”“我的眼光不时掠过他的侧面。他坐在老师旁边，大口吃着苹果，偶尔看我一眼，微笑一下”，更别说他的出现往往带着晕光，哪怕是想象中与他一起旅行，都充满热烈的光照：“依靠想象，我也去了那个多山的地方，白亮炽热的日光透过茂盛巨大的树木，把山间的石头照得洁白而滚热，我坐在那里等他们来……”没错，“我”也很清楚路超是“上面的一簇光亮，近乎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叙述的与其说是路超其人，不如说是发生在“我”身上名为“路超”的事件。路超会以如此面貌呈现，是他在指引“我”面对外部世界的同时，呵护了那些纷繁幻想的结果，在他离开叙述者的生活多年以后，“我”把那些曾让自己孱弱的印象碎屑有力地组织起来，去塑造“一个少年的明朗形象”，他或许不够真实，却在“我”感激的浮想中明亮而饱满。 《金姐》的第二个段落就走神了，去提出叙述者对回忆与虚构的观点，往后整个段落似乎也是一种走神，散落着与传主无关的生活细节，“我”看似漫无目的地写着，直到她睡醒。“她睡醒的时候，我还在写”，在文字的漫游中，金姐苏醒了，就如两人共事时她曾在“我”的打字声中醒来，一段文字蒙太奇。在这个苏醒的场景内，金姐读了叙述者写的故事，然后讲述了自己的梦，叙述者把这个梦写下来，“那时候她真的很需要有人为她解梦”。关于回忆与虚构的随想，并不真的无关，金姐与我的故事围绕着“自己并不能成为自己的阅读者”。她困惑，对自己少有痛快的生活，对这安静而无所输出的人格，对梦中那些鱼聚拢过来啄她的脚趾时，那种突如其来的感动和莫名的恐惧。她问：什么时候写写金姐呢？她呼唤别人帮她解读自己，成为她的阅读者。在写下这篇故事前，“我”向她展示过别人的模板：《约翰·克里斯朵夫》里慵懒神秘的萨宾娜。可是金姐不认同：“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那样的神秘，过于简单了。”如果说萨宾娜是“我”对金姐的阅读理解，金姐却不想用过度解读的答案来扩充自己，在叙述者辩称“简单是另外一种神秘”时，她拒绝这种诱惑：“简单就是简单，不可能的，金姐这点道理还是懂的。”无论让自己还是让叙述者去创作和解读，金姐无力为这种生活找到诚实又合理的阐释，直到文章的结尾才有一个玩笑般的答案：“她查明了长时间以来为什么自己那么容易困倦、消瘦和情绪低落、莫名焦虑，甚至是厌世，原来都是一种名为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病所致。”阅读的努力不仅是失败了，而且简直是好笑的，因为所谓的文本不过是一段偶然的材料，就像她的忧郁，也不过是一种病症。“人是多么容易陷到一种错觉里啊，她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几乎都是错觉。”这个黯然的句子，开启了金姐最重要的独白，正是在她对“我”创作的《金姐》虚弱的抵抗中，留下了她本人的痕迹：“你离开这里的时候留下的那个文章，我还经常会看，你还记得么，就是叫《记忆》的那一篇？都是我和你说过的一些事，你写了下来，我读它们的时候，却觉得有点不像是我的事，更像别人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那些事，变成了你的文字后就变成了另外的事，我知道是我的，我说过的，可我读的时候还是觉得是别人的……我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嗯，不能再这么说了，再说下去，我又会……你是知道的，我一直都非常的自卑。”这么不简练、反复而犹疑的话语，不像出自作家，它出自“我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的人，尽管如此，她还是拒绝成为作家能高超地说出的那个人，那或许是一个有神秘魅力的女人，简言之，是一种创作的加冕。而她拒绝这种加冕，她在以自己为素材创作出的形象面前自卑。这些嗫嚅，没有一丝神秘，也没有任何形式的野心，只有诚实的黯然：作为被创作的对象，她的形体被作品的光照所淹没，即便那本就是没有个清晰形状的形体。而作者听这段话的时候，已经走神了，他没什么能做的，只好在结尾处以同样的诚实道出：“是不是这样呢？你没法再向她提问了。” 《路超》关乎“我”学会在生活中与幻想自处，《金姐》则讨论“我”作为创作者的虚构与创作对象的关系，其中一贯的主题在《若对》中达到强度的极限：幻想与生活的混兑产生了爱情。在这个篇目中，“我”变成了“他”，仿佛在这过于私密的关系内，只有第三人称才有呼吸和叙述的余地，叙述者——未来的他，也就是不同于他的另一个人——旁观着他的沉迷，直接对曾经的爱人“你”说话，向“你”解读“他”的感知，作为私密的自嘲，泄露过去恋情的幕后花絮：“这样描述是不是多少有了些传奇的效果呢？这个过程所构成的瞬间里，还可以继续分解下去，更为细致地分解成无数的细节……”追忆逝去的爱时，他幻想的天性得到叙述者精确的表述：“更为细致地分解成无数的细节”。这是对奇迹流失的延宕和抵抗，深陷于日常生活灰暗表象的心，是这样的饥饿和眷恋：“不管他如何放慢舌尖下落的速度……”他不能让这个名字溜走，必须“用充满灵感的方式以舌尖的细小动作来分解一个名字”——在分解中，“他把你的某种天赋无限放大了”，无数“你”的细节充盈了他，具备神秘的力量，对抗现实里无所不在的绝望。而“你”到底是谁呢？“有他想的那么神秘而复杂么？”就像两人交换书本的过程中，三本同样的书莫名其妙都落到他手里，“你”的真身如一枚银币藏在三个一模一样的倒扣的杯子下面，它们令人眼花缭乱地两两替换着，哪一个是真实？或者，每个都是真实，而爱人不过是任他选择和点化的某个可能性。他一次次去寻找“你”的住所，结果虽然积累了那么多的“纪念品”——那条街上买的香烟——他始终一无所获。这些烟很像这段感情的内容，是某种徒劳搜寻的副产品，那么的琐碎和多，很长时间都未消耗殆尽。当然，这段关系并不只有单方面的搜寻，在两人的电话和通信中，他们的声音竭力穿越各自的世界，伸向彼此，然而相对于脆弱而即时的声音交汇，他的文字早已有之，甚至与她并不相关，在他所说的故事中：“……那个女子在无意中经过这里时，他已经在海滩上写了很多字迹……她说道：‘不过我想的是，我来这里之前，我来之后，都一样。是你的想法在不停地改变。’”的确，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强烈地感到“从此以后，什么都不会有了”，有什么在她现身以前已然发生，从他的孤独和渴望中，“一行行似乎早就存在的文字不断浮上来”。其实她一直有别的见解：“很有意思，你的字让我想到别的东西。”于是“你”的离开就是自然的了，反而是他持续的文字很不自然，失去了他以为仰赖的对象，却仍然行进下去，使他沉陷。从某个角度来说，他的真实在退行，“谁能说不是幻觉呢？……他不就是与你面对面地只有一步的距离，而并没有马上看出是你么？”她的面孔在消磨，她“现在过得很好”，他念给她听过的卫队队歌也失去了曾经的倾听者，“只与这部书本身有关”，她无声的在场也消磨了；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真实在他的声音中继续，并且再也不会停止，他不断认出与她相似的人和特征、缠绕在过去的事中，缓慢解释自己的感受。“……在他的记忆里，还有想象里，尽管是转瞬即逝的，最终仍旧是凝固的结晶体。”就算字迹已被厚厚的海浪抹平，名字不得不被念出和消散，“舌尖的细小动作”仍保留着它的肌肉记忆，尽管不带来任何失而复得的慰藉，却能延续被“你”的声音永远改变的他的声音，他的，叙述者的，内心生活。 《抚顺故事集》的叙述者充满错觉，正如里面的人物对自己也具有错觉，在叙事中、在生活中，作者和被叙说的对象都在尝试解开错觉、寻找答案，呈现为平淡而时不时插入某种奇观的变形记，正如那些环境不断衍变的地点，偶发死亡、暴力、情爱的惊心事件，引人浮想，又转瞬遁入漫长而沉寂的日常存在。每篇故事，写人或地点，只是耐心地敲开玻璃的一条裂缝，读完全书，玻璃上已布满裂纹，安静、整全、没有碎裂，随后整块玻璃被卸下，拿走了。这就是我们要的吗？穿过这个空洞能看到什么？在最后一篇的开头，“我”发现时间不在身体里，“什么都没有”，这篇故事里的每个人，对于“我”都已经失落，他们在各自故事的结尾神秘而普通地消失，“只有我过早地醒来了”。当叙述者经过外国人马丁的生活，有腿疾的马丁，没有伴侣的马丁，独自步入晚年的马丁，让“我”隐隐意识到自己与他的关联，这就是最后篇目的标题：马丁之痛。“痛”，这时间流逝的遗患，也是以文字重新驱动时间的刺激和动力，作者在回忆的书写中缓解孤单，如同缓解风湿病。尽管追寻某个真实的努力，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人的真实，已经落空，这种空洞的痛楚却驱策着作者，哪怕用错觉来网罗谎言中给人以真实感的、或渴望真实感的瞬间：“直到现在我仍旧要透过它们的空隙去看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或是可能有过的场景……”于是，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或是可能有过的人和事，在追索中重新诞生，作为故事的内容，“具体而透着光亮”地现身，而被卡住的、隐藏起来的时间，回到了作者的体内： “它没有任何变化，以那种从未变化的速度，向前走下去。” 2021.9.13